▲通常，数字游民徐朵拉会在上午10点左右起床，午饭前都是她的冲浪时间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“我每天都在运动，每天都在接触大自然。”徐朵拉说，“我已经回不去那种压抑的打工状态了。”
江亦涵将这种状态比作“夏令营”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因为同一个目标聚在一起，又因为新的选择而迅速分散。
文｜南方周末记者 刘佳伦
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澍田 曹文淇
责任编辑｜姚忆江
2026年丙午马年春节假期结束，候鸟般的人潮正陆续告别故乡，回到各自的城市坐标。
在这个集体“重返轨道”的时刻，江亦涵依然在回味2023年的那个夏天。
她说，那是一场短暂而美好的“梦”。彼时，为了完成硕士毕业论文，她在葡萄牙“潜伏”进数字游民社区，亲身体验了三个月。
数字游民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远程工作，追求自由、灵活和自主生活方式的个体。早在1997年，同名著作《数字游民》（Digital Nomad）就曾描绘这样一种生存状态：人们背着电脑，走遍世界，随时随地都能“上班”。
江亦涵的“梦”，正是这场全球迁徙浪潮的缩影。据《人民论坛》报道，2022年，全球数字游民数量已达到3500万人，其中青年群体占总人数的58%；预计到2035年，这一人群的规模将超过10亿。
青年人作为主力军，正试图利用技术解除地理封印，在“旷野”与“轨道”之间寻找属于自己的坐标。然而，当工位真的搬到了海边，自由的代价也随之显现。
在这场关于“逃离”与“寻找”的浪潮中，有人像徐朵拉一样，确信“巴厘岛选择了我”，在行李箱里安了家；有人像周天羽一样，在异乡的青旅里看了六小时《老友记》后，转身重返“轨道”；也有人像江亦涵一样，在朝九晚五的循环里，时刻准备着下一次出逃。
1
逃离“系统”
成都女孩徐朵拉的逃离，始于看见了生活的“另一种可能”。
这颗变化的种子，埋于2024年初。当时的她，还是一家商业地产公司的平面设计师。趁着年假，她去了巴厘岛旅游了一周。也正是那个时候，她才第一次接触到“数字游民”这个概念。
那一周，她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。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此，他们工作与生活的边界被热带的海风吹散。人们穿着背心短裤面对电脑、敲击键盘，屏幕之外的世界，不再是格子间，而是海浪与沙滩。
“我心里始终惦记着想再回去。”2024年9月，工作的不顺心成为最后一根稻草。她辞职了。没有长远的职业规划，没有巨额存款，带着“试一个月”的念头，她再次飞往巴厘岛。
这一试，就试到现在。
现在，徐朵拉的生活不再被“早九晚六”切割，她重构了自己的时钟。通常，她会在上午10点左右起床，午饭前都是她的冲浪时间。下午1点开始，她正式投入工作，大约持续5到6个小时。下午6点后就去健身，健身后，如果还有未完的项目，她会继续处理至晚上9点左右。这之后，她通常会玩到晚上12点，甚至半夜2点才回去睡觉。
徐朵拉觉得自己很适合巴厘岛的生活节奏。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这种感觉就像当地人跟她说的那样：“不是你选择了巴厘岛，而是巴厘岛选择了你。”
“我每天都在运动，每天都在接触大自然。”徐朵拉说，“我已经回不去那种压抑的打工状态了。”
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文春英教授在研究中指出，自从钟表被发明后，人类就成了钟表的奴隶。人们不再享受时间的自然流逝，“内在时间”被“机械时间”替代。“数字游民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，正是对都市生活的反思与拒绝。”
同样试图“夺回时间”的，还有28岁的邱菊。作为新加坡某外企的技术支持，她全职远程，已成为数字游民9个月。此前，她在苏州一家互联网公司任职。在那家公司，常有从上午11点半拉扯到下午的会议，还有从早上9点半再延伸至深夜9点半的“隐形加班”。
为了对抗压力，她曾办过一张昂贵的瑜伽年卡。“那张卡一年我只用了27次。但我却因为过劳，一年胖了15斤。”邱菊说。
身体的预警让她开始审视职场的尽头。“在之前的工作经历中，没有哪一位领导让我产生过‘我也想过那种生活’的羡慕感。所以，即使摸爬滚打爬上去，也不是我理想的生活。”
悉尼大学教授丹尼尔·施拉格温（Daniel Schlagwein）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数字游民生活的开始，往往围绕着“逃离”展开：“在很多情况下，他们是在逃离内卷（Rat Race），逃离朝九晚五，逃离隔间。”有时也是“逃离心碎、逃离裁员、逃离寒冷”。
而对于24岁的江亦涵来说，她的“出走”更像是回归现实前的一场“梦”。
她的数字游民生活，很短暂，只有三个多月。现在，她在一家金融公司做市场营销。对于这种朝九晚五的回归，她自嘲是重新跳回了“牛马生活”。
2023年夏，江亦涵为了完成关于“数字游民”的毕业论文，选择“潜伏”进这个群体。在三个月的时间里，她一边在葡萄牙的里斯本、波尔图等地旅居采访，一边通过远程承接设计与文案工作维持生计。
数字游民常通过高收入地区赚钱，低生活成本地区消费，实现“地理套利”。江亦涵就尝到了“地理套利”的甜头。她拿着伦敦标准的时薪（约12英镑），却在物价相对低廉的南欧生活。她曾帮一家初创公司制作巡演PPT，仅10页便获得了100英镑的报酬。
“短暂又美好的三个月，现在想来真的像做梦一样。”江亦涵感叹道。没有工作烦恼和经济负担，甚至还有一点积蓄，觉得自己还年轻，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。
那三个月里，江亦涵在海边的咖啡馆，完成了设计稿和毕业论文。在她看来，“数字游民最好的一点，就是空间与地理的自由”。
2
“一人公司”
前阵子，网上流行着一句话：“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。”
数字游民，正是那些试图脱离既定轨道，走进旷野的人。这种“出走”的底气，源于技术的赋权。
1997年，日立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牧本次雄（Tsugio Makimoto）和英国记者大卫·曼纳斯（David Manners）首次提出了“数字游民”这个概念。两位作者预测，“成千上万的人会卖掉他们的房子，去拥抱一种通过互联网创造收入，在全世界移动套利的全新生活方式”。
“以前我谈论数字游民时，人们的反应是：‘你在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行得通？’”丹尼尔·施拉格温感慨道，但疫情改变了一切，它完成了一次观念启蒙。“如果我能在卧室工作，那我的卧室也可以在巴厘岛，对吧？”
然而，当人们真的把“卧室”搬到了巴厘岛，才发现旷野之上，并非只有自由的风。
“你本质上变成了一个创业者，一家‘一人公司’。”丹尼尔指出，当朝九晚五的考勤、实体办公楼以及上司分配的任务统统消失时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必须由个体独立承担的责任。“你需要极高的自律，否则，即便身处环境优美、物价低廉的天堂，你依然会感到巨大的压力。”
徐朵拉初到巴厘岛时，几乎没有存款，兜里只揣着几千块钱，住在青旅，几乎每天都守在电脑面前工作。当时不同国家的各种朋友经过她身边时，都会感叹：“你居然又在工作！”
“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有多焦虑，有多想留在巴厘岛。”徐朵拉说，她自己血液里还是那种中国人的性格，每天都想着赚钱。“我必须拼命工作、找客户、找各种机会，只有让自己忙起来才会感觉到安心。”
“不能只靠单一收入，必须多元化、多支线发展副业。”这是她在旷野学到的重要一课。
现在，徐朵拉手里攥着多条“支线工作”。既有国内熟人介绍的设计单、国外说唱歌手的服装设计外包，也有成都老家的房租和美股基金的投资收益。即便开源至此，她也并没有变得宽裕。现在她每月的生活成本控制在七八千元，平均收入九千上下，除去开销，能存下的不过一千块。
徐朵拉说，自己是一个既焦虑又享受生活的人，这种“手停口停”的状态确实让她有些不安，“但我始终相信自己能够赚到钱”。
并非所有的“一人公司”都能运转顺利，也并非所有的“出走”都能换来自由。
2023年4月，任职于美国某金融科技公司的周天羽，决定利用远程工作的便利，尝试一次“逃离”。
彼时的她正深陷于一种无意义的空虚之中。在她眼中，按部就班的职业发展路径不过是“从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，升职，然后换个好点的房子住”，周天羽说：“感觉生活没有什么意义。”
“既然工作允许远程，我能不能在物理空间上先逃离这里？”她抱着去体验新事物的念头，来对抗精神上的迷茫。然而，这段原本寄托了“精神松绑”愿望的数字游民生活，仅维持了一个多月便草草收场。
在巴厘岛苍谷（Canggu）的青旅，面对着餐桌、躺椅和泳池，周天羽感到一阵荒谬。她回忆起那段经历，语气中充满自嘲，“为什么我会觉得对着泳池工作，比坐在家里工作更开心呢？事实是并没有。我依然在上班，依然要保持在线处理突发状况，不可能真的跳进泳池里泡着。”
更让她感到不适的是，为了维持这种自由的“松弛感”，还必须精心规划时间及预算。在巴厘岛，哪怕只是想去做个按摩，都要提前打电话预订、研究价格、防止被宰。“如果你没有把这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，你的一天就会什么都做不成。”
周天羽形容那段日子“就像带了一箱油出门远行，你必须时刻盯着仪表盘，仔细规划还能跑多久，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加油站在哪里”。这让周天羽感到一种本末倒置的荒诞：“我原本是想要自由才选择做数字游民，而现在却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去规划，这在精神上给我制造了更大的不自由和焦虑。”
文春英在研究中指出，青年数字游民对“自由”的追求存在双重意义，一方面是为了对摆脱社会时间的强制性和纪律性的要求；另一方面是个体对自主时间的追求和对自我生命意义的叩问。
在江亦涵看来，无论在什么环境下，“被迫工作”本身都是难受的。如果想过的仅仅是不工作的生活，那是纯粹的消费与旅行。数字游民的生活并非如此。“在选择自由的同时，也要接受自由带来的挑战。”
3
何以为家
“你打算待多久？”
徐朵拉说，长期待在巴厘岛的数字游民，与陌生人刚见面时的前三个问题里，一定有这个。
“如果对方只是待一周、一个月的游客，通常就不会有太多的后续联系。”
这种看似功利的社交策略，实则是游民们对精力透支的恐惧。徐朵拉认为，短期且浅层的社交非常透支精力。她提起一位德国女生，虽然对方只停留了一个月，但两人很投缘，那段时间几乎天天玩在一起。“她离开时我很舍不得，特别希望她能回来。但现实是，她没有回来，现在我们也没有任何联系了。”
这之后，徐朵拉的心态也发生了转变。刚来巴厘岛时，她也曾希望建立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，但在这里待了一年后，她意识到，流动性才是这里的常态。“不是你走就是我走，大家最终都要回自己的国家。既然如此，那享受当下就好了。”
江亦涵将这种状态比作“夏令营”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因为同一个目标聚在一起，又因为新的选择而迅速分散。虽然日后确实收到过“夏令营”朋友寄来的明信片，也曾短暂重逢，但大家的世界终究渐行渐远，联系止步于朋友圈的点赞。
然而，并非所有人都能适应这种聚散匆匆的节奏。
周天羽曾试图融入数字游民的圈子，但得到的更多是无休止的“Small talk”（闲聊）。“我期待的是某种意义感和真实的交流，而不是这种表面的寒暄。”
为了逃避这种无意义的社交，她选择躲进青旅的床位里。在巴厘岛的最后几天，周天羽绝望地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：“谁愿意来巴厘岛陪我？我给你买机票。”
但没有人来。那天，她拉上床帘，把自己裹在狭小的铺位里，整整看了六个小时的《老友记》。在这部她已经看过无数遍的美国情景喜剧里，有固定的公寓、固定的朋友、固定的温情。
当人际关系变得不再稳固，物理意义上的“家”也随之消解。
“对我来说，家其实就是随身携带的行李箱。”徐朵拉说，她很享受这种一个人的、“轻盈”的感觉。她现在一般只会有1—2个月的短期计划，并不会想得太长远。“可能我今天在巴厘岛，明天想去泰国了，我背起包直接就能走，不需要犹豫。”
对于流动中的数字游民而言，“家”的意象不再局限于实体地域，而是转化为物品、氛围等更微观的单元。文春英在研究中指出，有的游民会随身携带床单和被罩，铺上熟悉的花纹，就能在陌生的房间里短暂地构建出“家”的感觉。
但这终究是一种孤立的生存状态。丹尼尔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来反思这种生活方式的局限性：“养大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的努力（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）。”在他看来，完整的“家”不仅指向地理坐标，更意味着稳定的社区支撑与深度的社交连接。
这也注定了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，存在着某种天然的“年龄限制”。丹尼尔指出，数字游民的生活是年轻人在二十多岁，想去看看世界时的绝佳方式，因为年轻时乐于处于无牵无挂的状态，享受“没人在乎我在做什么”的自由 。
但这种自由很难对抗时间的侵蚀。“年轻时或许不会担忧60岁的孤独，但最终，为了宠物、为了养育子女，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重新安顿下来。”丹尼尔说。
这场关于“逃离”与“寻找”的实验，最终通向了不同的结局。
数字游民生活的终点在哪里，徐朵拉没有答案，也不急于寻找答案。“我现在只想享受当下，”她说道，“享受在巴厘岛的自由。”
而对于周天羽，这次数字游民的生活让她重新拥抱了“轨道”的价值。
“回归固定生活后，我最大的感受是舒服。”周天羽坦言，当生活重新回到“轨道”上，内心那种因为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焦虑感就消失了。现在的她从“旷野”，重新回到了那个有明确目标的轨道上。目前，她正在美国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读研究生。
对已经回到朝九晚五生活的江亦涵来说，那段日子如同一场短暂的梦。在按部就班的日常中，她时刻期待着下一次出发，再次回到数字游民的生活。在她看来，“人要永远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你喜欢一样东西，这份喜欢是你的本能，是拦不住的”。
（应受访者要求配资平台和配资炒股配资，文中邱菊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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